他一直拖到一九四九年五月初才坐上去香港的轮船，算得上真正的末班车。没有人知道他在拖什么或等待什么，我想他自己也未必知道，不过是下意识的拖延。不久他就死在香港，死前再没有值得记述的事件或说过的话，他基本没再说话，这没什么可奇怪的，一切都不值一提，他终于走向自己的沉默。